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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陈道明坐在地上给新华社记者改稿这件

2019-06-30 21:19 来源:未知

  2015年3月7日,一个名叫吴雨的新华社记者在新华视点 微信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记者手记:陈道明席地而坐,为我亲手改稿 》,引发争议。有人认为记者的稿件不应该交给陈道明改,你怎么评价这件事情? 相关问题:记者采访成稿需要经过被采访人的认可吗?

  【这本来是件挺单纯的事儿。就好像我们都知道不能行人闯红灯一样,虽然基本上大家都闯,也都知道应该遵守交通规则。突然有一天有个人站出来把一个好人如何帮助她闯红灯的事儿给说了出来,这时候难道不应重申一下不能闯红灯么?

  但是现在不少讨论的主题已经变成了(大家都闯红灯啊你没事儿装什么逼)以及(你丫我昨儿看到你随地吐痰来着你TM有什么资格批评别人闯红灯你配么)以及(其实大家都闯红灯啊这根本不是事儿~,来我们讨论一下是不是应该把红绿灯给扔掉)这种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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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表明一下态度吧。实名反对@马靖宜以及某位开着微信号的匿名用户的答案,我不知道你们对新闻这个行业有多少理解,但是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说出 『采访后把相关稿件交由采访对象进行检查确认,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出现“失真”,是记者对采访对象尊重的体现,也是记者的尽职尽责,合情合理。 』以及『记者尊重采访对象的权利所得到的积极回报。 』 这种话都是极其不负责任和不专业的。

  第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个专业的记者都不应该把稿件给任何一个人修改,甚至连你的编辑都不应该做这件事。虽然前后两种情况实事求是的讲很多时候已经不大可能实现了。

  第二:的报道,虽然各位都知道是个什么样的现状,虽然都抱着追星的心态去跑,但是各位记者还是要对得起自己作为一个新闻机构工作者的职业操守。说白了,你的工作是让你来写新闻的,不是让你来结识人脉追星拍马屁的。

  “我把稿子发完了,最后题目还是用陈道明自己改过的。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打电话请示了后方编辑。“还是用他自己改的题目吧,以示尊重。”后方编辑说。”

  我很赞同陈道明那天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记者都是喉舌,是无冕之王,不要把自己放在粉丝和观众的位置上,今天一窝蜂地追这个片子,明天一窝蜂地捧那个人。只这样做的话,你们就是小看了自己的作用。

  ,什么为之客观呢?通俗的讲就是记者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将一件事情写出来,这里的偏见并不仅仅包括贬低,还包括赞扬。

  都做不到,因为没有一种程序能够保证一个记者以完全客观的心态去报道新闻。但是,有一些事情几乎会必然的导致不客观嫌疑,让

  就是其中之一。当吴雨小姐把自己的稿件递给陈道明的时候,不论她的目的真的是改稿还是亲近名人,她已经距离新闻的客观公正越来越远。 我们可以看看陈道明先生修改了什么内容:

  我发现他把我文中的一些修饰地成份删掉了,比如“情绪有些激动地”“语重心长地”。我问他为什么删掉有现场感的东西,他说,“我又不是在表演,咱们就实实在在地、简单地用‘说’就好了。”

  我又问他为什么身份介绍中的“知名表演艺术家”替换掉,他说:“我不是什么艺术家,我就是一个演员,演员这个身份就挺好的。”

  新闻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事实查证(fact-checking),这一概念在日常新闻报道中的落实是为了保证或者至少尽量做到精确性(Accuracy),而精确也是新闻伦理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 如何做到呢?靠

  。一个记者应当确保自己的报道能够通过音像资料的形式予以查证,无论是受访者还是采访者,都能够通过这些直接的现场证据确保自己的表述并没有被添油加醋或者断章取义。且不论陈道明阅读下的稿件是否会丧失客观性,但就修改之处来看无非是字词上的不同,不存在事实性的错误,不存在客观必要,记者将保证内容真实的义务让渡给了被采访者,显然存在着明显的职责缺位

  那吴雨小姐可能要说了,我身为无冕之王,为了让稿件更精确,为什么不能找被访者兼全民男神陈道明先生帮我进行修改呢? 为了支持吴雨小姐的说法,我特意进行了文献搜集工作,找到了来自非洲肯尼亚著名的Strathmore University的一篇原文文献,文中表示,为了做到尽量精确,记者确实可以寻找另外一个人来为自己审稿改稿,但对这个人的要求和这一行为却十分严格:必须由同一出版社的员工进行独立的事实查证(independent fact-checking by another employee of the publisher)(Mwita & Franceschi)。这么做有几点理由:

  吴雨小姐,陈道明先生虽然面相姣好,但是毕竟没有做过新闻,似乎并不符合第一点的专业要求。而作为受访对象,虽然出于善意为你提供修改稿件的服务,但是面对潜在的利益冲突,一个无冕之王应当正义凛然地拒绝接受。

  当然,人民群众普遍都知道,西方资本主义新闻的观点大概是不足取的。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所以,为了证明这不是资本主义新闻学的糖衣炮弹,我找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新闻学基础教材丛书:新闻采访与写作》,我是这17年来唯一把它从尘封的图书馆借走的人,它长这么个古早的样子:

  所以,亲爱的吴雨小姐,当你拿着录音笔和采访本走向陈道明先生的时候,我们建议你尽可能记录下他说的每一句话,如果这并不实际,我们也不鼓励你向男神双手送上你的稿子。毕竟,身为新闻人,我们还是要有点情怀的对吗?

  1、Media Ethics, Allyn and Bacon, Conrad C. Fink, 1995.

  2、Media and the Common Good: Perspectives on media, democracy and responsibility, Strathmore University, Chaacha Mwita & Luis G. Franceschi, 2010.

  3、《新闻学基础教材丛书:新闻采访与写作》 复旦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新闻系采访写作教研室,1984。

  “这个标题我想改成《做文化的人首先要有文化自觉》,你看合适么?”陈道明很认真地征询记者的意见。

  陈道明:“题目你再斟酌一下,自己做决定吧,你要是觉得我的题目不好,就改成你满意的吧,辛苦了。”

  “削除名人效应,‘削除’这个词不好,还得斟酌一下。”陈道明站起身来,走到座位前拿起笔开始改。

  陈道明和记者一度纠结在“就像GDP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一样,票房也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电影水平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的表述。

  “我能确定票房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电影水平的唯一标准,但在经济问题上我不专业,所以要拜托你把关,我关于GDP的想法是否准确。”陈道明说。

  昨天,一篇题为《陈道明席地而坐,为我亲手改稿》的“记者手记”,在新闻圈引发了较大的争议。直率的批评认为:那位记者以“粉丝”的心态进入采访,且让采访对象审稿,丧失了新闻业的职业尊严。难听的说法就是“丢人”。我认为,在这个争议中应当主要看两点:其一,这篇作品本身如何评价;其二,我们如何看记者与采访对象的权利关系。核心在后者,这一事件提供的思考价值也在后者。我们要评价的作品,并不是“记者手记”中提到的那篇被陈道明修改的《做文化的人首先要有文化自觉》,而正是描述了陈道明修改稿件过程的“记者手记”本身。那实际上已是一篇人物报道。这位记者通过让陈道明看稿、改稿,不仅争取到了更多近距离接触、观察采访对象的机会,而且争取到了让采访对象自然展现其性格特点的机会。这不就是人物报道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吗?因此,如果这篇报道本身使人们看到了一个以前没有看到过的陈道明,或者陈道明更为丰富的一面,那么我们不是应当对这篇报道做出肯定的判断吗?至于记者被人改稿是否丢脸,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作品评价之外。而且,这是一种低于采访报道本身的考虑。抛开记者是否丢脸和是否应当在报道中展示丢脸的问题不谈,我们做过记者的人,难道还少被人改过稿子吗?但被不同的人改稿,性质可能就有很大不同,因此评价也就有很大不同。一个记者的稿件被编辑修改,被自己的领导修改,那是常事。这都在新闻业的专业流程之中,因此毫无争议。一个记者的稿子,也可能被新闻媒体之外的上级领导和采访对象的主管机关审核修改,虽不在新闻传播的专业流程之中,却也在权力运行的流程之中。也没法争议。最后一种是:记者的稿子被专业流程和权力流程之外的采访对象修改,这是争议性最大,也最具有思考价值的行为。按理说,采访对象并没有改稿的权利,因为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对稿件负责,稿件是他们的“主权范围”。那位采访陈道明的记者,无论是出于粉丝心态,还是为了争取陈道明更多的接触机会,向一位电影明星过多地让渡了这种本来是她的编辑、领导和权力机关才拥有的权利,这就伤害了许多业内人士的职业尊严。如果说那位记者在这种修改权的让渡中出于粉丝心态而放低了自己的身份的话,她没有意识到的是,她也同时放低了所有同行的身份。这正是“丢人”评价的心理共鸣。如果是她仅仅丢了自己的人,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响,她肯定是“丢了大家的人”。人们可能觉得,让一位电影明星来修改记者的稿子,整个记者行业都为之蒙羞。不过,这种微妙的心理波澜,已经和权利问题关系不大了。采访对象肯定没有改稿的权利和权力,但是,他们是否还有其他的权利呢?这可能是记者们不愿意去想的,因为它至少麻烦。但无视这样的权利问题,却可能给采访对象带来麻烦。有的记者为了保证自己的传播意图篡改采访对象的引语,断章取义,还按自己行文的逻辑添油加醋。记者当时没有听清,记录不准确,还在其外。结果,就是使采访对象后悔接受采访,导致记者整体不被信任。这对新闻业好吗?如果仅仅从新闻界的权利来考虑,我们就不会去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接受记者采访。在我看来,接受记者采访是一种风险:这是一个人把自己的思想转托给另外一个陌生人来表达,然后十几万、几十万份地复制、传播,并永久保留,面对当世、后世的审视和评价。而经过记者的记录、整理、成文,再到其他人的修改、编辑、审阅、校对,直到领导签字付印——在整个新闻工作流程之后(这个流程对于被采访者来说是一个神秘的“黑箱”),被采访者不知道自己说的话最后会是什么样。这需要多大的一种信任呢?这种信任为什么产生,又靠什么保证呢?由于这种信任的缺乏,有一些人干脆从不接受采访,就是规避这种风险。而这种消极的倾向,是新闻工作面临的真正风险。因此,我一直觉得,采访活动是两个主体的合作,合作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信任。那么,在没有信任的情况下又拿什么换呢?是权利。就是承认采访对象的权利。如果没有权利改稿,看一眼你稿子的权利有吗?看了之后,指出你在哪里误解了我的原话的权利有吗?这个不叫“审稿”,因为这不是一种“权力”的行为。我觉得,在新闻记者的职业权利和采访对象的权利之间,有值得讨论、协调的空间。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案例中,虽然记者允许采访对象直接改稿的行为是有争议的,但这个案例恰恰反映了记者尊重采访对象的权利所得到的积极回报。这也是这个案例积极的意义。美国新闻学者罗恩·史密斯在《新闻道德评价》一书中,专门讲到记者向消息来源核实事实和引语的不同方法,其中,得到肯定的记者行为,是向采访对象复述报道内容:“在《时代》、《国家地理杂志》和《纽约客》这样的期刊中,复述是件平常事。有些大城市的日报如《费城问询报》和小报纸如依华的《基卡克日报》一样都履行复述这一程序,篇幅较长,内容较难的报道更是如此。”尽管一些记者担心“复述引言的危险之一是新闻来源会说‘我没有这样说过’”,但仍然“有些记者让新闻来源审查报道。《华盛顿邮报》的杰伊•马修斯声称在过去10年里,他一直向新闻来源复述报道或是将报道传真给他们。”“记者史蒂夫•温伯格说,10年来自己始终坚持做到复述,他相信这一行为‘已经使报刊和书籍更为准确、公正和全面。’温伯格反对那种认为复述会使新闻来源过多干预新闻工作的观点,他向新闻来源说明他会考虑他们对报道的所有意见,但保留改与不改的决定权。”当然,“陈道明为我亲手改稿”还是有些过分了。我们不谈被修改的稿子如何,陈道明修改的效果又怎么样,至少,陈道明对于新闻这个行业的职业尊严和权利感可能缺乏了解。记者主动承诺、践诺让他看稿,看起来无可厚非,但让他看稿的结果,不仅导致了采访对象的探讨和商议,而且导致了采访对象现场直接“改稿”的客观事实。而记者也没有来得及——或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好意思——及时阻止陈道明在稿件上直接修改的行为。于是,一个在新闻界引发争议的事件就发生了。认真说起来,陈道明的“改稿”行为,其性质仍然是“建议”,这也是他自己说过的话,因为,这并不像记者的编辑和领导的改稿那样,是一种权力行为。他建议修改的话,如“情绪有些激动地”,“语重心长地”,“知名表演艺术家”等等,主要是涉及到他自己的形象,且都是谦抑性、客观性的修改。而对于最引发争议的修改标题,他最后说的是:“题目你再斟酌一下,自己做决定吧”,实际上是承认记者和编辑的职业权利。因此,我觉得,对于这一事件,新闻界朋友的反应不必过于敏感。对新闻业的职业权利和职业尊严的威胁,主要还不是采访对象的这种权利。至于记者把这样过程写下来是什么样的心态——有朋友说这种炫耀恶心,我觉得,她写出了陈道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比她自己怀着什么样的心态要重要。专业的人、理性的人看不太惯粉丝心态,也会觉得这与一个专业性的工作不太相符。但当下中国粉丝心态实在太普遍了,且不限于对演艺明星,记者这个人群何能独免?在我这个年纪,不仅不会追星,也已经不再对“追星”的真实情感感到可笑,更不要说“恶心”了,我只会对那些并非出于真心的推崇和膜拜感到恶心。

  首先,记者写出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新闻通讯稿件。报纸上经常写一些拜访性质文章。格式如,记者:问。。。。。。某专家:答。。。。。这种形式的稿件就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通讯稿件。这类文章只能充分反应出被采访对象对某事物的看法或者思想。我觉得像这种稿件被采访对象完全可以提出更改。因为文章只反应被采访者的思想观点。可能口头有阐述不清或者不到位,后改。这个个人觉得并没有过错。如果是通讯稿件。它反应的是客观事实。那么一定就不能更改。甚至记者的领导都无权更改,因为记者是经过现场调查。最能反应客观事实。

  改稿子不值得宣传,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前,所有的稿子都经过 各部委 、厂矿、学校、医院...等报道对象的修改。 恰恰是数十年的努力,才使得新闻界有一点点的 自由报道权,

  很多人批评媒体在涉及医生 方面有很多失职 的确如此 这两个领域都十分专业 媒体没有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有可能做出失实的报道。

  不过,从上次的姚贝娜事件开始,我就发现普通人对新闻操作的一些基本常识也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常常自嘲新闻无学,但是,一些经过长期实践而得出的基本规则,是每个记者都应该遵守的,我也希望公众对此有所了解。

  PS 陈道明是个好演员 但是是一个极其不友好的采访对象,固然跑娱乐口的记者老被当成狗仔,一些记者确实也没什么节操,但起码的互相尊重,陈道明老师几乎没有做到,反而总是一副高高在上联系人的长者模样,恕我要粉转路人了

  看了上面一些貌似专业人士的回答,还是没懂你们所谓的记者不能把稿子给被采访者修改,只是感觉你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但是,why?

  看到一个理由:让受访者修改会让报道失线;线;是什么?很明显存在一个真实的陈道明,这个陈道明不是媒体也不是电视上的,甚至也不是他周围人眼中的陈道明,而是去除一切修饰与伪装,最本真的陈道明。但是这个陈道明不太可能完全暴露给一个记者,也可能暴露出来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最真实的他,总之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一个自己,即上面所说的线;。而吴雨稿子中的陈道明只能是她通过接触了解到的吴雨眼中的陈道明,这个因她了解的深度陈道明的表达的程度而接近那个线;。回到吴雨让陈道明改稿,很明显会让原本稿子中的陈道明偏移,至于是否会让这个陈道明越接近线;还是会更偏离,看看他的修改就知道了,他主要的改动只是把稿子中带有记者主观情绪的东西改的更客观了,比如修饰语/艺术家什么的,这样的结果很显然没有偏离那个线;,只是让记者眼中的陈道明表达的更少,更多的是让观众去判断,这也是我希望的人物报道,更多的客观的观察,剩下的让观众去判断,而不是把吴雨眼中的陈道明塞到观众的眼中,说这就是他。

  所以这次陈道明改稿没什么好批评的,只是让这个报道更标准了,而且记者最后的报道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了,增加了信息,丰富了观众的判断。但是,这也仅限于这次,因为大多数非作者改稿的行为都是为了向自己眼中的或希望呈现的那个人物靠近,这是对作者的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侮辱,无论这个作者报道中的人和你眼中的有多不一样。

  采访后把相关稿件交由采访对象进行检查确认,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出现“失真”,是记者对采访对象尊重的体现,也是记者的尽职尽责,合情合理。

  说几句反对第一个答案。陈道明水平不低,不要一提演员就觉得人家没资格参与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行吗?施瓦辛格、里根不都是演员?人家一个做州长一个当总统,跨专业玩得风生水起,中国出一个你就不高兴了。西方的正确难道不是“演员声名鹊起后就该关注环保公益等公共事务”?

  读了记者手记,可以看到一个很平易近人很认真的陈道明。他不希望被打上“演员”标签,不希望在政协现场被“脑残粉”追捧而引发关注点从会议内容向他自身的转移,希望记者利用篇幅多讨众事务。结果记者完全跑偏了,所以说你们记者啊,还需要学习啊!

  在我看来这是一篇非常好的记者手记,让人们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陈道明。陈道明很少接受记者采访是众所周知,此次不仅接受还一起改稿,天大的好新闻。对道德帝嗤之以鼻。

  想起一个伊索寓言:水坝垮了,水库的水哗啦啦流失,一个人冲过来,见到几只鸡在喝水,痛心疾首道:天辣,水都被你们喝光了!

  新华社记者吴雨采访手记《陈道明席地而坐 为我亲手改稿》载:我又问他(陈道明)为什么将身份介绍中的“知名表演艺术家”替换掉,他说:“我不是什么艺术家,我就是一个演员,演员这个身份就挺好的。”

  我觉得这事儿挺简单的 但大家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所以我为此发邮件咨询了我的老师 Dr. Chistopher Kremmer

  老师的解释是一般来说是不能够让被采访者修改的 不管怎样 你都要尽可能地坚持自己的稿件不被对方修改

  我认为对于这篇文章,不应该断章取义。 请大家翻阅《人民政协报》2015年3月8日第7064期17版右上角有萌专题。这位记者写了一篇《委员的爱,不止“席地而坐”》记者就是题目中文章作者。 记者怀有六个月身孕,依然在跑。

  个人认为,这事不应该引起那么大的反响。第一,陈道明改稿,他可能没有选修过新闻专业,所以对于专业报道的要求不懂,他改稿,只是出于对于一个朋友的尊重。你应当理解,一个朋友邀请你做点什么,肯定是朋友对你的信任,能力的肯定。第二,记者这么做,而上司没有批评,而且同意这位记者的做法,从一方面来说反映出新闻界对于报道真实性要求的意识普遍缺失,至少是在记者所处的单位情况是这样的,另一方面,记者邀请改稿,可能是出于对受访者的尊重,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忽略了新闻人所要求的报道要真实客观性。所以,作为我们,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批判这位记者,而是应该客观对待这件事,可以纠正不足,但不能一味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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